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最好 https://wapjbk.39.net/yiyuanfengcai/hj_bjzkbdfyy/第三章我的北京四中经历（修改稿）.9.4.
一．初中前两年：--
山雨欲来风满楼
（一）年“党的基本路线”
年毛泽东退居二线，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。年初“七千人大会”在政策层面纠正“大跃进”，经济放活。但政治思想方面抓得更紧，在政治路线上不许碰“三面红旗（总路线，大跃进，人民公社），不给彭德怀平反。开展中苏两党公开论战，有双重意义，一方面奠定美中苏“三足鼎立”格局，一方面由康生主持《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》，进一步将意识形态“左倾化”。
年0月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“过渡时期党的基本路线”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。林彪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提出“顶峰论”，改变了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：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”，搞个人崇拜与“造神”，发展为“三忠于”：忠于毛主席、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；“四无限”是对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，无限信仰，无限崇拜，无限忠诚"。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》，指出建国7年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执行了一条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”，要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。
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（四清），刘少奇搞《前十条》，说主要矛盾是“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”，“党内外矛盾的交叉”，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；毛泽东搞《后十条》，坚持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，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。毛泽东指出，如中央出修正主义，地方要起来造反。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公开化，直至年初毛泽东抓出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”，彭真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）；罗瑞卿（总参谋长）；陆定一（中宣部长），杨尚昆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），扫除文革障碍。
彭真是刘少奇最坚决的支持者，年他派北京市委工作组到北京市四六八中搞四清，说是“红线专政”，康生又向四中派中央工作组说是“黑线专政”，
中央路线斗争白热化，在一个小小的中学----北京四中，非同小可！我们这些学生从4岁就受到“路线斗争”的熏陶，奠定了我们“忧国忧民”的世界观，思维方式和人生道路，这是我们的宿命。
（二）---年：
中学的“阶级路线与血统论”
.影响到青少年一代的的主要是出身。
革命战争和多次政治运动，抓出许多“阶级敌人”：
第一，“历史反革命”（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上，
军队连长以上，特务）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继续。
第二，多次政治运动：
“年镇压反革命”，
“95---年三反五反”，
“年反右派”，
“年清理阶级异己分子”，
“年反右倾”；
年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，
年“四清”划“新富农”。
家长的问题影响到子女，年以后大大强化
了出身。青少年按出身划为“红五类”（革命干部，革命军人，革命烈士，工人，贫下中农）；“黑五类”（地富，资本家，历史反革命，坏分子，右派），对大量海外关系进行有罪推定，搞不清楚就是“特务嫌疑”。
年秋几乎把所有干部定为走资派，其子女就成为“黑帮子弟”。审查干部和知识分子数年，在问题未查清时实行“有罪推定”，子女家属从上大学到分配工作，出身越来越重要。
党的阶级路线被称为“有成分论，不唯成分论，重在政治表现”，毛泽东后来提出了“可教育好子女”的概念，许多年轻人为了找出路，和家庭划清界限，揭发批判父母，断绝家庭关系。最典型的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顾准，他两次被划为右派，夫人自杀，五个孩子脱离了关系。顾准到了肝癌晚期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同事联名写信要求给他摘右派帽子，军宣队让顾准写个检讨。他一辈子没低头，为见子女最后一面，写了三个字“我有错”，军宣队给他摘了帽子，通知子女来见最后一面。没想到五个子女天涯五处，谁也不来。此事被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写入回忆录，说顾准死前极端痛苦。易中天亦写长文抨击此事，成为文革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典型事件。
2.第二个层面是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矛盾。
年“四清”时高干子弟“组织阶级队伍”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：“工农子弟没文化，知识分子子弟靠不住，以后革命干部子弟要接班”。
四中有些班级开始批判“反动学生”，“白专学生”。我班刘燕成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比较娇气，中午吃白面包，被贴了满墙小字报。英语老师也因“小资产阶级腔调”被同学在课堂上质问。有些高干子弟去北京市请愿，要参加本单位四清，常务副市长万里训了他们一顿，说再闹就把你们抓起来。四中校长杨滨是三八年延安干部，这批中学校长级别高，敢作敢为，提倡生动主动活泼学习，使我们在“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”前夕，仍能在初中安心学习两年。
我的时间表；早6点起床，骑自行车20分钟到校，扫操场，打篮球，跑圈。7点吃早饭，7点半早自习，8点上课到2点。夏天午睡到两点半，用课桌课椅拼床，躺在上面不敢翻身，但大家睡得很香。下午4---5点在操场锻炼，在校吃晚饭。晚上6:30---做代数作业加预习。我代数英语稳拿00，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，有综合学习优势。年5月已接到四中校方的通知：跳级保送，不上初三不考试，直接上四中高中。再学两年8岁，保送上北大没问题。当时还有中央安排的法国留学项目，推荐的学生除去三好，还需出身好。
如在四中上完高三，基本知识就非常牢靠，许多学生可以上北大清华，百分之百上大学。我以后虽多年刻苦自学，还是吃了没上高中的亏，再有创造力也成不了“专家”，余永定说我是“野路子”也没错。我找准了自己定位，安于“非主流”，还不至于钻牛角尖出不来。我见过这类民间学者太多，虽能钻研但思维封闭，有自己一套小阴阳八卦，进得去出不来，和外界很难交流。我替他们惋惜，说需要上大学，有点数理化和逻辑训练，但他们已听不进去了。
3.年起，极“左”路线在四中迅速发展。
（）劳动越来越多。刚上学就下乡劳动0天，我体力不行，右胳膊也不能吃力，左手用镰刀特别扭。以后每学期两周在校工厂劳动，我给班主任王兆骥写了一封信，表示自己不要照顾，坚持参加劳动改造思想，王老师在班里读了这封信，大加表扬。但工厂做钢丝绳卡子，套扣要用两只胳膊使劲拧，我连腰的力气都使上了，两周下来已为强弩之末，同学们都看在眼里，以后就不再让我参加劳动了。
我右臂不灵，用不了镰刀，铁锹，扳子，这些工具都是为右手设计的，左手没法用。在那崇尚体力，贬低脑力劳动的年代，我参加过许多体力劳动：小学工厂劳动开机器做象棋，去四季青公社摘白菜；中学两年下乡四次；工作以后在工厂8年，干三年机加工，“以工代干”后又去西城区干校喂半年猪，每月加夜班7---0天。年上了大学，还去农村劳动0天。脏活累活干得太多，左胳膊肌肉很早劳损，脊椎弯曲；颈椎病，肩周炎延续数十年，我是在疼痛中度过一生的。多年来用笔写文章，右手大拇指都劳损了。40岁以后改用电脑，对颈椎还是有压力，随年老越来越痛。即使按“特殊材料制成的人”来评价，我的努力也到位了。余永定他们比我大一个年级，不知谁出的馊主意，组织中学生掏大粪。他们浑身都散发着大粪味，洗也洗不下去，过年时亲戚不让进门。老三届许多人有慢性病，肺病，腰肌劳损，骨折，都是年轻时参加重体力劳动落下的病根，怎能不刻骨铭心？
（2）通过忆苦思甜，改变学校评价规则
“红五类”子女有出身优势，工农子女回忆父辈饱受地主资本家剥削打骂声泪俱下；干部子女回忆父辈英雄事迹慷慨激昂。他们通过批判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”,将学习好平民子弟压力压下去。
（4）公开废除考大学
有的高干子弟曾给党中央写信，说按分数考试打击了红五类，要求废除考试制度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没接受，说国家建设需要科学知识。大概又是康生捣鬼，年6月女一中和四中的高干子弟倡议取消高考，高中毕业生一律去当工农兵，然后再推荐上大学，毛泽东批准了。
我这类学生是废除高考制度的最大受害者。再上大学已26岁，整整延误了0年。
第二个打击：就是我因为学习太好，反而不能入团。两年下来十几名同学入了团，都没我的份。后来我问王兆骥，他说当时觉得我“有点白专”。我很吃惊，我是中队学习委员，拼命参加劳动，怎么还不行？
最后我才悟出来，不能入团是因为学习综合第一。当时组织批判“白专学生”，矛头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年6月红卫兵成立，说共青团是“修正主义青年团”，“核心组”吸收了我和王小均两个“职员子弟”，虽为陪衬，也说明我表现的确不错。
（3）加入红卫兵完全以出身为标准
第三个打击，是不让我加入红卫兵。
年8月份，团支部书记陆丹丁来我家，核实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年份，我说年，他很惋惜，说红卫兵限制在年。我说我母亲年入党，父母加在一起不行吗？他说不行。我班类似情况有晁明忠，高永迈，刘明等许多同学。
年6月份校党委瘫痪，“高三学生联合团支部”掌权，让每个学生填出身。高永迈的父亲年入党，父亲要求他填职员，不填革命干部。晋美的父亲阿沛。阿旺晋美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他填“农奴主”，说明他们本分老实，关键时不争出身。我们这些人出身不错，兄弟姐妹在其他学校都参加红卫兵，只是四中高干子弟太多，把我们边缘化了。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矛盾。
从这次遭遇，我特别体会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。
二．初中后两年：----
（一）深刻认识和研究文革
年是《五一六通知》发表55周年，我已多次建议党中央允许公开进行文革研究。
我认识一些文革派，都是民间学者，值得尊敬的是河南袁庾华。他原是大型国企管理人员，河南造反派“二七公社”负责人，相当于省级干部。后被作为“三种人”判5年刑，出狱后一直积极从事思想整合，在本地威信很高，他为人真诚，热心助人，也有许多人帮助他。
袁庾华在河南给我办过讲座，也来北京访问过我，我请他吃饭，他再三说吃饭无所谓，借书最重要。我说你随便挑拿走就是，结果他扛走一大包。他真诚信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，和工人打成一片。我说我也一样真诚地奋斗了0年，但这只能是少数人的自觉，不能成为普遍政策，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愿这样做。
袁庾华感念于心的是—两年造反夺权经历，他认为那才是体现毛泽东五七指示的“真正文革”，至于前4年准备，后8年停滞，都不算文革。
我说，你这是偷换概念啊。不过可把---年两年划出来作为文革核心阶段。你要承认文革失败。但他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责任。还有武汉田力为，一边经商一边调查文革史，深入到许多地区，他说两派斗争是当权派挑起的，破坏了文革。
我说左派没逻辑，右派没良心。袁庾华觉得有意思，到处传播这两句话。
改革开放40年了，党中央秉承“不争论”原则，只给文革扣上一顶：“历史浩劫，经济崩溃边缘”的大帽子，却严格控制学术研究和公开批评。结果“文革学”在海外成了学科：中国学者反要去美国香港查材料。这不仅在学术上荒谬，也不能阻止文革派顽强发声甚至小成气候。年轻人的脑子对文革一片空白，没记忆没实感没免疫力，如文革改头换面再次出现，他们会不知不觉卷入其中，甚至觉得很解气。
争论不可怕，抹去历史记忆才可怕。文革发生的关键是决策者发动或纵容，其根源埋藏在人性里，潜伏于社会矛盾中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再度出现。数十年来那么多人捶胸顿足地保证，文革再不可能发生，现在他们不一定敢说了。文革，也是有基因的。
法律规定档案30年解密，从年算起到年是55年，从年结束算是45年，一些优秀的专家如印红标，徐友渔，秦晖已七十有余，袁庾华已八十有余，再不开放研究，文革史将失去最后一批见证人，这将是中国最大损失。
（二）文革的本质和特点
数十年来对于文革，官方是彻底否定，民间文革派是盲目肯定。但大多数人包括国际政治学，对“文革”概念和核心特点也没搞清。
依据年《五一六通知》的说法:
第一，遵循年毛泽东提出的“党的基本路
线”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的矛盾。经4年舆论准备，形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，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实行全面专政。
第二，运动的重点是三种人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
当权派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，牛鬼蛇神。这三个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定义，不是以行为定罪，而是以身份定罪，从根本上破坏了依法治国。具体做法是一斗二批三改，改革教育，改革文艺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，准备三年完成。
第三，真正“史无前例”的是：文化革命不是依
靠党和行政系统，不是依靠公检法和军队自上而下安排的，党和政府管理部门大部分停止了工作。检察院和法院一关门就是8年，基层党委瘫痪，工作组被撤销。文革机制是：
（）神化的最高领袖直接发布语录，称为“最高指示”，直接通过《人民日报》通知全国人民；
（2）成立中央文革小组，取代党中央书记处，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，凌驾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。
（3）发动群众“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解放自己”，好像年毛泽东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描写的农民运动。
（4）年8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，提出“造反有理”。红卫兵冲上社会“破四旧”，使用了群众暴力，称为“红八月”；0月份中央文革又鼓动成立群众组织造反夺权。群众组织越过了中间管理层，直接组织起来，搞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”。
第四，自由派把文革归结为“专制”是不准确的。专制是最高领导一个人决策，通过中层（国家机器）来管理下层，而文革是把领袖神化，直接依靠群众打掉中层，这是民粹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路数，在中国民间亦有历史积淀，如墨家在农民起义中的影响。
自由派一直没抓住这点，把任何“左倾”简单类比为文革，降低了理论解释力。
第五，毛泽东的目的是：
（）“巴黎公社式”的政权组织形式
（2）“五七干校”式的社会组织形式
年月日以上海为起点，搞“三结合”，
军代表为一把手，有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；称为“上海人民公社”，毛泽东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，“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”。
毛泽东的理想是：不搞“三权分立”，立法司法行政企业，在人民公社层面“四合一”；有基层的人民民主选举和监督，有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的舆论监督。年各单位成立革委会，毛的目标已实现。
第六，文革派辩护的理由之一，说这是“人民群众的大民主”，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，比资本主义形式民主要真实。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大民主缺乏操作性，群众一旦发动起来，就控制不住。
（）群众暴力盛行，大部分领导干部，许多知识
分子和“有历史问题的人”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；
法律把“暴力”区分为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（黑社会），但还有一种“群众暴力”，是起义造反，打砸抢烧抓，如法国大革命。中国文革尤为典范，它不是群众运动失控的结果，而是最高领袖直接发动群众的结果，有正义平等革命光环，有美学吸引力。
（2）大部分庙宇古迹被捣毁，古籍文物甚至私人日记，私人股权和房产证被焚毁；
（3）全国派性武斗，群众分裂成两派。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，判断有误。群众一旦发动起来，双方都打着毛泽东旗号，还是要分裂武斗，直至年武汉事件激怒毛泽东，下决心停止文革，拿掉王关戚，抓“五一六”，整肃造反派，知青上山下乡；97年撤销“三支两军”，恢复“党的一元化领导”，“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，这已不是毛泽东的文革理想。
第七，毛泽东晚年不去纠正文革，听任康生四人
帮继续推动“极左”路线。
（）毛泽东指示，要在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
革命”，让张春桥写这类文章，批判“资产阶级法权”，搞空想社会主义甚至空想共产主义；
（2）年批儒评法，继续“破四旧”的思路，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；
（3）各地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取缔农村所有贸易，城市票证供应越来越多。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提高工业化积累，把全民消费压到极点；在工厂取消奖金，依靠政治运动，长此以往效果递减，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；
（4）以基层介绍信代替法律，一切需要单位公章，如结婚离婚，调动工作，迁居探亲，报考大学，住宿旅馆等，公园晚上六点以后有“工人民兵”巡逻，抓们抓谈恋爱的。
（5）女孩子不敢穿花衣服，不敢梳妆打扮，不敢带手表，流行“工分”的故事，说的是朝鲜电影，母亲对儿子说，你娶媳妇要找粗壮有力气的，每年在生产队干活，要能拿工分。
经0年实验，个人自由被压低到最低限度，但个性被不可能被抹杀，而是变为“负能量”，消极，失落与绝望，社会死水一潭，城市多年不长工资，农民吃不饱，人民生多年不得改善。文革终于受到大多数人反对。邓小平年出山给了人民希望，年“四五”运动，0月抓四人帮，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。又经两年过渡，经历激烈的思想理论斗争，至年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确立改革开放路线。
第八，文革有两件“副产品”需要一提:
（）年下半年大串联，在基础设施极端落
后的条件下，上亿青少年全国免费旅游，促进了社会化。月份我串联一个月，从承德到哈尔滨上海重庆。重庆山城夜色美丽，头上脚下一片灯火。山路之崎岖，拉车之艰险令人惊愕：十几个妇女拉车上坡极费力，下坡更危险，一大半人站上车尾压着，几个人驾辕，山路80度转弯，一旦失控，车毁人亡在所难免。重庆妇女之吃苦耐劳世间罕见，我一直奇怪，男人怎不拉车？
回京路上，我从火车上望去，铁路两旁一队一队的少年，个头很小，打着红旗向北京方向走，感人至深。想起小学时我们收到全国小朋友的信，羡慕我们生在首都北京。大串联开全国青少年眼界，激发理想热情，不能因为文革错误，就否认人民的热情本身。大串联后我的性格从内向变成外向，整个变了一个人，当时只有5岁。
年5月9日晋美美国来信回忆55年前：
“我们上了峨眉山金顶，难得的好天气，看到西方很远的雪山山顶，当地和尚说是喜马拉雅山，我们深信不疑，回来到处跟人讲。多年后发现喜马拉雅山离峨眉山远着呢，不可能看到。从峨眉山往西不到百公里进入青藏高原，有好多大雪山，如贡嘎山，大雪山等，估计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雪山，峨眉山的和尚们以为那就是喜马拉雅山！”
（2）用“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”培养革命接班
人。“老三届”一去农村工厂就是十年八年，青春有悔还是无悔？我认为不能用开历史倒车的办法，去缩小三大差别，不能牺牲一代人去培养少数人。
我们年轻时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，一代人付出了代价，后悔无穷，不可能“青春无悔”。只有极少数人在逆境中能有造化，并非人人如此。绝大多数人的损失已不能修复和弥补，非常悲哀。唯一积极的东西是总结教训，告诉历史不能重演文革悲剧。
三．红卫兵和造反派
（一）以高干子弟主导的红卫兵运动
（年6月----0月）
北京市文革初期大学闹得最欢，中央文革直接培
植“五大学生领袖”：北大聂元梓，清华蒯大富，北航韩爱晶，北师大谭厚兰，地院王大宾，他们8月份揪斗王光美，策划“揪刘火线”，包围中南海一个月之久，目标是打倒刘少奇，由此扩展到全国造反夺权。
但更加触及青少年命运和灵魂的是出身问题。
.年血统论大爆发，以对联“老子英雄
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，基本如此”引起社会大辩论，代表作是谭立夫讲话，堪称历史杰作(附件一)。
2.文革兴起标志是以“群众暴力”取代国家权
力。年北京红卫兵“破四旧”使用了暴力，反复抄家，打人愈演愈烈。北京四中墙上贴着“红色恐怖万岁”的标语，校园弥漫着血腥气。最悲惨的是被抓进劳改队的校长老师，忍受非人折磨。某学生创作了“嚎歌”让他们唱：“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是人民的罪人。我有罪，我该死，我有罪，我该死，不老实交代，死路一条。”并注明要“嚎叫地唱”，堪称历史绝唱。
王行国老师回忆录写得逼真，学生可随意去劳改队打人，他一天挨好多次打，身体都打坏了。年有一段短暂解放，王兴国在校工厂工作，向革命委员会汇报发展规划，讲了两个小时，思维极其清楚。他在反右派中被划为“偏右”，以后十几年反复挨斗，如生在改革年代，一定是优秀的管理人才。
3.主张掌握政策的温和倾向
四中学生里出现“温和策略派”。如孔丹，秦晓，马凯，李三友等一些高干子弟，他们在高中就入了党，学习也好。作为学生骨干他们是依靠对象，但他们认为运动要通过党组织领导。年夏天工作组撤销了，校党委瘫痪了，高三学生以“联合团支部”名义接管校政权，随后组成革命委员会，孔丹为主任。
孔丹回忆说，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运动卷进去的，并不情愿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止武斗抄家，保护本班同学，制止学生群殴老师校长。杨滨说过“是孔丹救我一命”，她当校长时把孔丹树为全校标兵。
年8月9日，中山公园“四六八中揪斗工作组大会”上，北京市教育界领导跪了一排，大会开到一半，突然上来一个穿军装，戴红袖章的红卫兵，打着红旗，一只脚踩在教育局书记张文松的背上，全场一片沸腾，鼓掌，喝彩，又上去一些人，抡开皮带就打。我校红卫兵领导人张小刚等上前极力拉开打人的红卫兵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
为维护秩序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成立“红卫兵纠察队”，李三友起草《西纠通令》不许武斗。但纠察队到处保护老干部，和文革“整党内走资派”的目标背道而驰，终在年底被中央文革取缔。
年我和印红标在长春南湖划船，有一次长谈。我们是幼儿园，小学，中学同学，没想到大学又在一起，他是历史系，我是经济系。当时我们对文革已有深刻反思。印红标说思维方法要改进，不能只用文明一元论，也要用多元论；他要研究文革史。他认为，“西纠”是最早规范红卫兵运动的尝试，有积极意义。
我认为：既然文革方向是错的，那么在具体历史条件下，凡推动文革使之更激烈的行为是错的；能阻止过火做法稳定秩序，就是相对正确的。
印红标说：四中两派学生都做的不错，说明学生素质高。高干子弟是老三届里组织性最强，政治资源最多的一个群体，他们对自己利益有清晰认识。
我说：高干子弟里“温和派”有希望，文革对他们的锻炼足够大了，他们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群众，以后亦不会启动文革。
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是简单否定，对参加者不分红卫兵，老红卫兵，造反派，西纠，联动，一律斥为“暴徒”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学生尚未成年，无论哪派都不是暴徒，而是“信徒”，他们是出于信仰做了错事，责任在发动者。改革开放后中央狠整“三种人”，材料入档案，不许调工作，不提拔重用，但没涉及中学生，就是因为学生相对简单，尚未成年。另外，文革初期是干部子弟带头打的人，老干部们也不想追究。
我后来六次工作调动都要看档案，是不是“三种人”。北京四中给我开过一个证明：杨帆在文革期间表现较好，未发现三种人问题，能带头上山下乡。、
这是王兆骥老师写的，他当时是我班的班主任，后一直在四中坚持下来，从政治课教师当到四中党支部书记。
（二）造反派追求平等的努力
.年2月中央文革开万人《批判资产阶级
反动路线大会》，江青讲话说纠察队是“保爹保妈派”，要抓后台。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学造反派的崛起。
四中那些参加不了红卫兵的大多数学生，成立了上百个“战斗队”，这是一次打破出身歧视的群众性“追求平等”。如高二二班成立了战斗队四个战斗队:
第一个《永卫东》，以“老红卫兵”为主，还有些出身好，家庭没受冲击的；
第二个《长征》，有任志等；
第三个《星火燎原》，有许建康、王祖锷、朱景文、黄琪、伍贻龄、蒋效愚等；
第四个《捲巨澜》，有刘捷、李宝臣、何大明、、杨百朋、张育海等。
后两个和初三四的《东方红》（牛硕如），高一一的高中，杨小青等；高一五班的曹一凡，高毅存，韩东林，初二二班，初一一班等骨干力量联合成立了“新四中公社”，聚集上千人，说明大多数学生受血统论压抑之深。“老红卫兵”成立了“革命造反兵团”。
年2月份毛泽东下令“三支两军”，解放军进驻学校掌权。4月3日中央文革严厉批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借军训机会解散造反派；4月4日又出来维护军训。造反派大多数成为“四三派”，反对军训。“新四中公社”的策略派王祖鄂等称为“不三不四派”，积极参加军训，取得了军训团高政委的支持。
年9月成立新革委会，主任是军训团营教导员姓徐，。学生代表每年级一个：副主任是许建康（高二二），委员王祖鄂（高二二），高中（高一一），魏秋华（初三），杨帆（初二），都是新四中公社的。老红卫兵组成的“革命造反兵团”，因许多高干子弟家里出了事，只拔出刘延安。教师则相反，除副主任阴亚东是新四中公社的，李汇川，王军都是革命造反兵团的，副主任周春芳是前总务主任，康缉元是前副校长，都倾向于革命造反兵团。
遇罗克写《出身论》对体制批判更深入，代表了建国30年来“黑五类”子弟受压抑的心声，遇罗克被枪毙了。北京四中牟志京办《中学文革报》，赵京兴等参与了研究。这矛盾虽尖锐但毕竟会淡化，我更
